“我们最近的生产成本一路飙升，原材料价格涨了30%～40%。工厂又不能不管，只能尽可能寻找其他受影响不那么大的原材料来替代吧。”

作为潮汕外贸制造企业，潮州市枫溪区东阳陶瓷制造公司总经理何佳阳告诉第一财经，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他们在生产中使用的能源价格最近陡升至少四成，而这一成本在总成本的占比超过30%。再加上近期人民币升值，让他们面临着比前两年还要大的挑战。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液化天然气出厂价格自2月7日起一路直线上升，3月2日的价格几近翻倍。

在3月1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今年我国的外贸压力非常巨大，形势也非常复杂严峻。从需求收缩来看，全球疫情还在起伏反复，复苏的势头不稳，外需市场也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从供给冲击来看，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供给仍然没有恢复，供应链的这些瓶颈还没有得到缓解，短期内预计也难以得到缓解。从预期转弱来看，缺柜、缺工等问题持续困扰外贸企业，原材料价格、运价成本现在还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些中小外贸企业跨境出口，有的盈利并不是很乐观，也影响了他们接单的信心。

如何在更大的压力和挑战下，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跨境电商在全球疫情下加速渗透，越来越多的外贸制造企业开始在近两年的跨境电商试水中积累了经验，也在试图寻找新的商机。

试水跨境电商尝到“甜头”

虽然在最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但何佳阳在过去的两年里，收获了每年连续50%的增长。而在此前，每年的增速不过10%～20%。其中的动力，除了全球疫情的大背景，还因为年轻的她开始让家族的传统制造厂开启了跨境电商的转型。

三年前，毕业回国的何佳阳进入了父亲创办的陶瓷制造厂，负责陶瓷用品的外贸销售和运营。如今，工厂生产的所有产品均通过跨境电商的形式出口。

1999年出生的陈瀚，也是带动传统外贸制造企业向跨境电商迈进的新生力量。作为汕头市澄海区汇业玩具有限公司的接班人，他告诉第一财经，近年来开始做跨境电商，并且跨境电商业务已占50%～60%的他们，去年的业务量增长了40%。

“父母辈不怎么了解线上的运营，但给我们留下了供应链的端口和资源。”在陈瀚看来，他们所收获的正是供应链的红利——全国约80%的儿童类玩具产自潮汕地区，当地这一产业的供应链齐全且成熟。

在3月1日的2022跨境电商（东南）峰会上，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国供应商及跨境供应链总经理王添天表示，从产业的优势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产业供应链集群效益的供给国，其中，闽汕大区以机电、纺织、陶瓷为最核心的出口行业。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外贸制造企业的利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无论是物流的成本、汇率的波动，还是合规服务的成本，诸多因素的叠加都让原来外贸出口比较确定的利润空间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而背靠强大的供应链基础，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缩短链路和周期，并更好地开发出适应市场变化和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在品牌建立中收获更大的定价权甚至溢价空间跨境出口，成为越来越多外贸制造企业转型和突围的方式。

福建省新时颖服饰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时乐从2005年就进入了跨境电商领域。他告诉第一财经，跨境电商把传统外贸的链路缩短了，传统外贸是7个流程，而跨境电商是2个或3个流程，可以让供应链获得更高的利润。在汇率的波动中，跨境电商也可以掌握更大的定价主动权，通过产品的改进或调整中适时涨价，也让供应企业拥有了更强的把控力。

在林时乐看来，中国卖家的最大优势就是供应链的整合和资本的应用，而跨境电商是中国品牌国际化的初级阶段。

ADO品牌创始人谢森初是电动自行车出口企业，其自主品牌的产品从去年5月开始通过跨境电商出口。谢森初对第一财经表示，通过跨境电商做品牌，定价权在自己的手上，“一开始我们把产品价格定在海外本地品牌的70%左右，面对原材料成本上涨等，我们就通过产品的及时升级来相应涨价”，利润受到的影响并不会像传统外贸企业那么大。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口分别增长了24.3%、26.4%和57.7%。在新兴贸易业态方面，我国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规模迅速扩大，其中，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1.98万亿元，增长15%。自2017年以来，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规模5年增长近10倍。

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27个城市和地区新设跨境电商综试区。截至目前，全国共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132个，已经基本覆盖全国，实现广东、江苏、浙江等外贸大省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直辖市全覆盖。

传统外贸转型的挑战

传统的外贸制造企业在转型跨境电商的过程中，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

王添天告诉第一财经，传统外贸制造企业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平台上获得买家的信任，并且把这些买家转化成客户？以前这些企业主要通过传统的展会去获得订单，与买家会有一个线下面对面沟通的机会，而买家也看重企业的生产制造或供应链能力，但现在转移到了线上，要形成转化则需要加强在跨境电商平台上营销和店铺运营的能力，以更好地展示企业地实力，并尽可能精准地命中客户。

“现在的外贸订单越来越小额化，而买家对于传统外贸的服务也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并不专业，因此卖家也需要通过平台来提供这样的配套服务和资源。”王添天表示，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小外贸企业的需求，国际站也从原来的撮合平台变成了交易平台，如今正在进一步升级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

阿里研究院新产业中心主任郝建彬认为，正是中小微企业在外贸中对于物流资金、通关、财税和综合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增长，带动了中国跨境电商的飞速发展。

他提出，阿里研究院通过去年二季度做的中小外贸调研发现，大概38%的企业都面临亏损的状况。其中，交易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更关注品牌化和海外仓发展的充分性，交易额在80万～30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则更关心出口国税收的风险，对于15万～80万美元规模的企业，则更加看重电商未来的流量，以及出口国的政策风险，而规模不到15万美元的小微企业关注的是出口国的法律风险，同时缺少相关的法律和运营的人才。

其次，虽然跨境电商平台比单家企业具有更强的归集运力和仓储能力，可以相应降低企业的出海成本，但企业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物流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因此，郝建彬表示，如何提升商品的附加值，是外贸企业在转型中要思考的。

第三个挑战是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比如出口国或目的地的税收和法律风险上升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下保护性关税提高等。种种挑战都需要外贸企业在提高电商运营能力的同时，关注整个生态中海外仓、物流运输能力以及支付安全等问题。

陈瀚表示，今年企业的出口规模预计将达到了500多个货柜，因此他想直接找船东签约，提前锁定舱位以保障运力和运价。

在林时乐看来，外贸制造企业要做跨境电商需要有长期思维，在不同阶段注重自身的提升，并注重产品的研发和本地化的售前售后服务。

“水库开闸时，每条鱼下来都晕的，捕鱼很容易。”林时乐表示，跨境电商在疫情下的快速发展时期，企业能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品质并没有提升，物流和售后也是如此，再加上销售价格上涨，客户整体的体验在下降，这对行业的长期发展并不利。疫情过后，国际客户对于品质和性价比的要求会更高，欧美本土企业的线上水平也在提升，因此跨境电商将会迎来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