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沈国兵近日在《学术前沿》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应积极推动多边国际组织开展防控全球疫情蔓延的磋商与合作，缓解对全球贸易的不利影响；强化区域疫情协调与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缓解贸易需求和供给压力；聚焦重点疫情国、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提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力；积极开拓新的国际贸易增长点，短期内要通过“组合拳”支持国内企业出口国际贸易中急缺的防疫产品和生活生产物资。

一

• 短期内会严重扰乱、破坏各国抗击疫情的防疫物资贸易往来，直接危及患者生命，中长期内会因损害贸易规则产生严重的贸易破坏效应；
• 美国是贸易限制、禁航禁运，破坏国际贸易航运的始作俑者；
• 各国海关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甚至公开截留贸易往来中的防疫物资，直接破坏了贸易秩序；
• 此次疫情叠加冲击将会进一步放大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贸易限制措施将会深刻影响到现有国际贸易分工理念，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规则造成持久的伤害。

二

• 各国日常经济活动能力、生产活动将会大幅度下降，直接造成全球货物贸易需求、服务贸易需求大幅萎缩；
• 疫情全球蔓延引发心理恐慌，放大了贸易保护主义，各国海关因此采取诸多贸易限制措施和检疫举措，更增加了贸易成本；
• 我国需要高度重视、审慎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造成的贸易冲击。

三

疫情全球蔓延给国际贸易供给端带来严重冲击

• 只要美国疫情可控，国际贸易就具备消费和创新动力；
• 如疫情进一步向全球扩散，则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将面临主要贸易上游供给端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因疫情无法及时交付贸易供给困难；
• 我国下游企业又将因为主要贸易伙伴上游供应不足而再次遭受到冲击。

• 积极推动国际组织协调下多边贸易深度磋商与合作，缓解疫情蔓延对全球贸易的冲击；
• 积极推动主要国家有条件地解除禁航禁运，增强全球防疫产品和民生生活产品贸易通关便利化自由化；
• 强化区域疫情协调与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缓解贸易需求和供给压力；
• 我国需要尽快恢复国内生产和生活正常秩序，通过积极提振内需来对冲外需可能的下滑，避免复工复产企业又要遭受到出口目的地因疫情蔓延导致需求萎缩带来的二次冲击；
• 聚焦重点疫情国、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提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影响力；
• 短期内，我国更需要实施定向精准的财政政策来扶持企业恢复性生产投资，通过“组合拳”支持国内企业加大生产供给，进一步开拓新的国际贸易增长点。

以下为文章全文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引发各国实施贸易限制举措和禁航禁运管制，直接破坏了WTO框架下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体系，其短期内会严重扰乱、破坏各国抗击疫情的防疫物资贸易往来，直接危及患者生命，中长期内会因损害贸易规则产生严重的贸易破坏效应。随着疫情全球蔓延，继中国武汉之后，亚洲的伊朗、韩国和日本，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等国家相继成为疫情重灾区，不仅给各国人民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对全球的生产、运输和贸易通关等造成严重冲击。

事实上，早在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已拿起关税大棒、肆意破坏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如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宣布将于7月6日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7月6日，美方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8月23日，美方又对第二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9月24日，美方对中方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2019年5月10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提高至25%；8月15日，又对中国约3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分9月1日、12月15日起实施。

相应地，中国做出了反制关税措施。结果，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12.9%，中国从美国进口同比下降21.3%。据此，美国特朗普政府肆意挥舞关税大棒、破坏国际自由贸易秩序，使得中美双边贸易出现大幅下滑、双输的局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乃至全球蔓延，美国、欧盟、韩国、日本等遭受疫情冲击的主要贸易国家的消费、生产投资和贸易活动都将受到重创。由此，此次疫情叠加冲击将会进一步放大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这些贸易限制措施将会深刻影响到现有国际贸易分工理念，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规则造成持久的伤害。

一方面，因防控疫情蔓延需要，各国日常经济活动能力、生产活动将会大幅度下降，这将直接造成全球货物贸易需求、服务贸易需求大幅萎缩。

以中国为例，除春节假期因素，2020年1～2月中国货物贸易受新冠疫情冲击巨大，中国货物出口同比下降了17.2%，进口同比下降了4%，贸易差额-71.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509.8亿美元。中国对前四大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出口降幅为26.5%、23.3%、17.1%和3.6%。

类似地，如果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伊朗，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以及美洲的美国无法在短期内有效防控好疫情的话，那么全球货物贸易需求、服务贸易需求都将加剧大幅萎缩。

另一方面，疫情全球蔓延引发心理恐慌，放大了贸易保护主义，各国海关因此采取诸多贸易限制措施和检疫举措，更增加了贸易成本，直接损害本已虚弱的全球贸易。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只要一国仍存在大规模感染或传染，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将会因疫情传染而变得非常脆弱。

不过，此次疫情全球蔓延也造成了全球贸易需求端的非对称冲击增长。可以说，全球所有国家都紧缺口罩、检测设备和防护产品，也缺乏防疫经验。我国是医用口罩、一次性帽子、医用手套、医用护目镜、防护服、酒精棉球棉签等劳动密集型防疫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计算显示，2018年我国医用口罩对外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46.0%，防护服对外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49.3%。此次疫情全球蔓延下，2020年预计我国防疫品出口估计值较大的产品主要是医用口罩、一次性帽子、医用手套（塑料材质）、超声CT、医用护目镜、防护服、病员监护仪、酒精棉球棉签、呼吸机和红外测温仪等。（HS6分位代码901890下除ECMO设备外还包含其他医用仪器。我国目前尚不具备生产ECMO设备的能力，因而代码901890对应的出口值并不代表ECMO设备的出口值）

据此，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鉴于全球疫情不确定性增大，我国需要基于原有的产能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扩大和新增的产能，积极转向对其他疫情严重国家出口医用口罩、一次性帽子、医用手套、医用护目镜、防护服等防疫产品。实际上，疫情发生后，有关部门就积极推动防疫产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并扩大产能，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转产医用口罩等急缺防疫产品。

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其中，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第六章扩大贸易”将可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冲击。一是疫情在短中期内已对我国国内生产活动和消费需求产生了冲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该协议约定的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等消费需求量。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一些行业休克式停摆，导致我国企业对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需求短期内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从美国进口协议中约定的制成品（如工业机械）、能源产品等需求。

按照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约定，2020～2021年底，中方需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叠加中国持续举办的国际进口博览会，疫情的冲击将使我国面临较大的进口消化压力。

此外，在其他条款具体落实上，中美双方未来也可能会出现分歧。一旦产生执行争议，中美间贸易关系可能由缓和再度走向摩擦。由此，此次疫情下不可抗力很可能诱发其他主要贸易伙伴提出类似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需要高度重视、审慎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造成的贸易冲击。

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大致有三大动力引擎和贸易圈，一是美国的贸易消费和创新动力，只要美国疫情可控，国际贸易就具备消费和创新动力，也有支撑国际贸易的货币信用本位和金融支付秩序；二是欧盟的贸易消费和生产制造动力，若欧盟疫情可控，会放大贸易消费和创新动力；三是东亚特别是中国的贸易消费和生产制造动力，中国疫情已有效可控，日本和韩国也正在有效地控制疫情，只要东亚三国有效恢复生产和支撑起全球生产链和贸易链，就可向欧盟和美国出口大量的防疫产品，有效地帮助欧盟和美国抗击疫情。

可棘手的问题是，目前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都陷入了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这给中国有效恢复生产和贸易供给造成两难局面。一方面，如疫情进一步向全球扩散导致上述国家出现大规模停工停产，则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将面临主要贸易上游供给端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因疫情无法及时交付贸易供给困难；另一方面，疫情也可能导致短期内我国交付贸易中间品供给困难。

出口方面，2019年我国对东盟、欧盟和韩国出口仍保持同比增长，分别为12.0%、4.0%和1.3%，而对美国和日本出口同比下降，分别为12.9%和2.9%。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停工停产、贸易限制和航运禁运将导致我国2020年对东盟、欧盟和韩国出口上升受阻，对美国和日本出口下滑加剧。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1～2月，中国对东盟出口下降3.6%、对欧盟出口下降17.1%、对美国出口下降26.5%、对日本出口下降23.3%。

另外，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主要贸易伙伴消费和生产需求不足将进一步对我国出口造成二次冲击。目前，欧盟、伊朗、韩国、日本、美国和东盟等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侵袭，其中东盟国家所受影响相对较轻。并且，2019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对所有协定成员全面生效，这将大大提升中国与东盟经贸的深度合作。因此，东盟有望成为2020年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除中国香港地区外，2018年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的前十大市场从大到小为：美国、日本、韩国、印度、越南、荷兰、德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墨西哥。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向主要的发达经济市场出口的冲击不可小觑。

从短期来看，上述国家难以快速寻找到新的进口替代来源地来应对中国的暂时性供给短缺，因而这些国家相关行业的生产将遭受冲击、甚至短期内停摆。从中长期来看，若上述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逐步转移上游进口来源地，将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产生严重冲击。

进口方面，2019年我国从东盟和欧盟进口仍保持同比增长，分别为4.6%和1.1%，但从美国、韩国和日本进口同比下降，分别为21.3%、14.5%和5.0%。疫情引发我国国内消费和生产需求不足将导致我国2020年从欧盟和东盟进口一定程度上受阻，从美国、韩国和日本进口下滑加剧。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主要贸易伙伴生产活动受限将进一步对我国进口造成不利影响。

2018年，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的前十大来源地从大到小为：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巴西、俄罗斯、马来西亚、德国、越南和沙特阿拉伯。我国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引发进口需求减少将导致上述国家对外出口在短期内遭受冲击，但这一影响将随着我国企业复工复产而逐渐消失。

不过严峻的是，如果疫情进一步向全球扩散导致上述国家出现大规模停工停产，则我国下游企业又将因为主要贸易伙伴上游供应不足而再次遭受到冲击。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目前也遭受到疫情的严峻侵袭，而二者是我国最重要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来源地，因而我国将面临较为严峻的上游供应不足贸易困境。

二是中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主要成员方，有权利和责任积极推动世卫组织进行专业性疫情问题磋商和协调合作。动员国际专业性医疗组织和机构加强合作和协调，支持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做好防范和应对。中国已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并呼吁发达经济体需要支持世卫组织开展全球抗击疫情的国际行动。

三是中国已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五大货币篮子成员国，可呼吁国际社会加大认缴特别提款权份额，通过IMF专项免息贷款用于救助疫情严重的受灾国，促进其恢复贸易和投资，而非一味单方面增大对疫情国无偿援助。

第三，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将会因疫情传染而变得非常脆弱。为此，一是需要积极推动各国海关增强对来自疫情严重区域人员和物资等防控信息的共享，通过达成统一识别标志的蓝色、绿色、红色等健康码来提升国际贸易便利化和通关人员高效化；二是各国唯有同舟共济、共克疫情时艰，根据贸易对象国疫情防控成效，适时减少现行采取的贸易限制和检疫措施，才能有效推动全球贸易尽早实现恢复性增长。

2020年3月13日，中韩两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视频会议。旨在加强双方信息沟通协调，统筹开展联防联控，共同早日战胜疫情，维护和促进双边经贸交往合作。我们应积极主张将疫情联防联控扩展至东北亚中韩日三国，增强互联互通、互信互融，以防疫为契机，积极推动中日韩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早日构建中日韩三国区域自由贸易区和达成区域投资协定。据此，构建和恢复性提升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形成中日韩三国有效的防疫网络、消费网络、生产投资网络和全球贸易网络，进而缓解因美国、欧盟遭受疫情带来的贸易需求端和贸易供给端无法交付产品的压力。

当前，欧盟、伊朗、韩国、日本和美国等遭受疫情严重，东盟国家所受疫情影响相对较轻。据此，一是需要协助欧盟、伊朗、韩国、日本和美国等遏制此次疫情，积极向其出口防疫产品并提供防疫信息，尽可能缓解疫情对双边经贸的断崖式冲击；二是需要深化和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极大地降低关税、拓展贸易增长点。

据此，我国需要尽快恢复国内生产和生活正常秩序，释放出企业和居民被抑制了两个多月的需求，通过积极提振内需来对冲外需可能的下滑，避免复工复产企业又要遭受到出口目的地因疫情蔓延导致需求萎缩带来的二次冲击。

据世卫组织统计，截至3月14日10时，在重点疫区中，伊朗累计确诊11364例；韩国累计确诊8086例；意大利累计确诊17660例。三国遭受疫情严重，仅凭借自身抗击疫情的能力已十分有限，亟待国际社会提供及时援救。鉴于意大利在欧盟中独特的影响力和地位，伊朗在中东乃至世界能源贸易市场中独特的重要地位，韩国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一衣带水特别是中韩自贸区的重要性以及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需要在这些国家人民危难之际，积极伸出援救之手，协助这些国家共克疫情之艰，以实际行动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实质，并且增加向意大利、伊朗和韩国等重灾区的贸易和投资，协助这些国家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尽快恢复贸易和投资生产。这对于中国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保障能源贸易生命线，以及提升中韩自贸区乃至中日韩经贸一体化等深层次合作都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价值。

2020年3月15日，美联储突然宣布降息至接近零水平，并实施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以应对疫情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于3月16日定向降准，释放5500亿元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此次疫情全球蔓延的确需要央行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恢复性增长和市场信心，但绝非仅依靠央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就能解决中美经济恢复性增长和国际市场信心的问题。事实上，金融资本早就与产业资本脱离、不一致了，仅仅超常规投放货币收效甚微。

短期内，我国更需要实施定向精准的财政政策来扶持企业恢复性生产投资，通过“组合拳”支持国内企业加大生产供给，快速形成对主要疫情国家出口急需紧缺防疫产品和生活、生产物资的产能，进一步开拓新的国际贸易增长点。我国驻外商务参赞和商会需要积极提供疫情国相关紧缺的货源信息，及时发布信息给生产企业，海关需要给予防疫物资物流绿色通道便利化服务。

在有效防控好国内疫情的同时，我国要积极转向对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美国等出口急缺的防疫产品和生活生产物资，对疫情严重的贸易伙伴及时施以必要的短期救援；要帮扶防疫产品生产企业及时扩大产能，鼓励相关企业转产医用口罩、防护服等防疫品，积极协调好防疫物资的进、出口转换，充分发挥出我国劳动密集型防疫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的产能潜力。